此文摘自张晋藩主编:《中华法系的回顾与前瞻》第443-447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中国的人权状况》中曾提及中国人权所具有的三个显著特点，分别是广泛性、公平性以及真实性。人权的政治性是指人权这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同政治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它的存在及其实现必然受政治的决定和影响。

除此以外，人权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不能脱离不同国家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空谈人权，重构中国人权法学基本概念，则需要以中国的实践与经验进行价值填充。内部视角下，基本概念遵循纵向分解的逻辑规律构建整体概念位阶，并在内部沟通中达成统一和完整。人权法学关注的问题，既体现为人权原理这种具有哲学意味的理论问题，又体现为丰富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出现的与人的尊严相关的各种现实问题。所谓人权治理，即把人权纳入国家治理的理念、保障、实践及话语之中，充分运用人权的思维方式来安排国家治理的制度内容和手段措施。四、中国人权法学的基本理论重构（一）中国人权法学的本体理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人权法学基本理论的底色从来也只能够是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

其中关键在于现有人权法学未能克服拿来式学术的缺陷，削弱了中国人权法学的解释力、公信力和感召力。那么，对于重构人权基本概念而言，此类冠以人的尊严价值内容是不为多样性、阶级性以及政治性所撼动，是基本概念中的固有构造。[19]因此，朱先生提出了他的法律本土资源论。

2018年12月26日晚，赵宇在出租屋内听到楼下有人呼救，前去了解情况。但是，权力是用来保护人们的个人权利的，人们的个人权利是不是得到有效的合理的保护，是每一个人都关心的事，于是，权力的行使是否公正，行使权力的人是否大公无私，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这里首先要搞清楚，这种自然权利或天赋权利是不存在的，这只是一个臆说，历史上西方学者多有批驳，而黑格尔、马克思关于权利的界说更客观更深刻。[16]那么，中国当代的法学或法律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呢？朱先生回答道：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的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

因此，通过民主革命，人们应当而且可以享有民主权利，这是大前提。明白了以上的道理，我们就容易看出民主选举的弊病。

时隔不久，张广红以一审罔顾本案事实，草率驳回上诉人的诉请，依法应当予以纠正。[64] （英）霍布斯著，黎思复、黎廷弼译：《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3页，原文在黑体字下是重点号，我们这里把它改成黑体字。说到国家权力，它的来源是什么呢？西方思想家早就为此作了解答。唯个人权利是从的权力行使，使西方成为权利人的社会，[68]自私自利成为通则。

对这些道德标杆人物提出质疑，进而刁难，甚至侮辱，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研究，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客观上都达到了否定道德标杆的目的，冲淡了甚至毒化了社会的道德氛围。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考虑，形式和实质、抽象和具体、普适和特殊都是真实世界所必然具有的双维，不可简单偏重任何单一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意思是一致的，即人们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掌握对象物（客体）的客观规律，获取或生产出某一物，人们对此物就有据为己有的权利。案情大概是这样的：2009年8月17日下午，南京秦淮公安分局白鹭洲派出所在一家连锁酒店120房间抓获5名网民，这五名网民被抓获时，正在从事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的活动——现在被司法机关定义为聚众淫乱，他们自己则称之为夫妻旅游交友。

2019年1月10日，赵宇获取保释放。如果说，在今天的世界里面，想要回到和固守旧的经验事实上已无可能，那么，想要以某种陌生的经验完全取代我们所固有的一切，同样是不可能的。

内容如下：老师袁腾飞拍‘狼牙山五壮士电影，编剧邢野去当地了解实情，村民说：这5人只不过是几个散兵游勇土八路，来村里后要吃要喝，稍不如意就打人。反之，性自由，性权利，同性恋合法化，却有人大势鼓吹，成了进步的标识。

从总体看，两者之间没有调和的可能，所以，它们相遇、相撞之时，我们面对的，便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是国粹，或者是西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此事件一度被媒体广泛传播，引致人们的深切关注，舆论一致谴责挟尸要价的行为突破了社会道德底线，羞辱了所有国人。未来的道路需要从两者的实际并存出发，不仅要追求其逐步磨合，更要探索其融合与超越的道路。明确了国家权力的来源，那么说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享有民主权利，不就是顺理成章的吗？。[14]中国法学界另一位健将朱苏力，有强烈的使命感，又能脚踏实地，他这样认为：中国的当代法学研究，尽管在一些法律实践问题上有了不小的进步，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对一些命题、甚至是政治命题的分析演绎。其实，在这种换偶关系中，说得好听是实现个人的性权利，说得难听是只图肉体享乐，而忘掉自己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

后者竭言其功利特征，作为一种关于邦国的现代共和主义规范，以分权和分享为宗旨。比如说，这种利益喜好是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即使这一侵略行为对本国的人民是有利的，但极大地伤害了被侵略国的利益，我们认为这背离了权利实现的正常规则。

[65] （英）洛克著，胡自信、段智敏译：《政府论》，载于《西方四大名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7页。这里我们列举几位国内有名思想卓异观点各色的学者的论述，以表示中国法学者的艰难探索。

[4] 邓正来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第二版，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98页。中国历来是一个崇尚英雄的国度，也是一个以道德立国的文明古国，英雄人物、对国家有大贡献者多有被立为道德标杆，用于奖掖先进，激励后人，纯化道德，和谐社会。

[55]马克思主义对权利的界定更通俗些，权利是通过劳动获取的，劳动是父，生产资料（劳动对象）是母，二者的结合，产生对某物的权利。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不过，我们的联想在朱先生的新著《大国宪制》中得到回响，当我们在此书的序言中看到中国的学术时代正在到来，一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人，甚至外国学人，会，且能，重新阐发历史中国的那些有宪制意义的制度和实践。当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乃是论者根据其对中国现实情势所做的‘问题化理论处理而建构起来的一种有关中国社会秩序之合法性的‘中国自然法。

随着一个个涉案人员被警方抓获，证词的碰撞交织，焦点都指向同一个人——网名阳火旺的南京某大学副教授马尧春。试想一下，在这样的换妻换偶关系中，会有稳定的家庭关系吗？会能尽到对父母赡养对子女抚育的义务吗？会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安定进步吗？答案都是否定的。

试问，一条三级司法部门都未曾想到的所谓适用于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能算鼓励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我们以上用两个典型的案例来说明见义勇为的道德行为在现实中的窘境，未能得到法律的有力保护。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这可以看成是中国文化断裂性的一面。那么，这些权利的多少有无，由什么决定呢？我们又要回到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由自由意志或劳动决定。

[54]黑格尔或许担心人们难以理解他的意思，进一步作了说明：我作为自由意志在占有中成为我自己的对象，从而我初次成为现实的意志，这一方面则构成占有的真实而合法的因素，即构成所有权的规定。虽然适用的是上限，但总认人觉得隔靴搔痒，没有触及痛处，更谈不上有利于道德建设了。这个混合体看来似乎是个大杂烩，但其中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些积极的特征，以及多元并存的原则和方法，足可以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洪振快发表的文章虽无明显侮辱性的语言，但其采取的行为方式却是通过强调与基本事实无关或者关联不大的细节，甚至与网民张某对‘狼牙山五壮士的污蔑性谣言相呼应，质疑‘五壮士英勇抗敌、舍生取义的基本事实，颠覆‘五壮士的英勇形象，贬损、降低‘五壮士的人格评价，引导读者对这一英雄人物群体英勇抗敌事迹和舍生取义精神产生质疑，从而否定基本事实的真实性，进而降低他们的英勇形象和精神价值。

在家人眼里，何某很听话，从不在外惹事，性格内向，就连同学也不带回家来玩。根据自由主义行动原理，倘若国家不尽人意，未能做到照拂之责，那么，不仅国民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公民得奋起反抗，直至另缔新邦。

[39]从以上诸位学者的反思来看，虽各自论证的方法不同，理路有异，但共同的是，对全盘西化的否定，对中国现实的专注，且对中国古代法律思想有了越来越强的亲近，目标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法律。他认为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整全的，并富于主观能动性。

我们需要的是，一方面借助儒家思想中至能适应现代需要的传统，来对中华文明的实质理性正义传统进行溯本求源的梳理，另一方面同样借助西方一些至具洞察力的非主流传统，如法律实用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实质主义来对其主流形式理性法律传统进行去劣存优的梳理。在传统与现代，固有文化与外来文明之间，并没有一条‘非此即彼的道路可走。